在回忆录里，年轻人为自己留下“一手史料”

　　宋星的回忆录名为《疆游记》。2025年2月，他在公众号提笔写下序章，用以承载来到新疆工作的见闻与心绪，“在我看来，这段经历是人生中的一个支线任务。我如今仍在新疆工作，它只是我生命途经的一站，所以叫游记。”

　　像宋星一样，不少年轻人开始撰写回忆录，试图为自己留下“一手史料”，保存可能被时间“冲淡”的经历与感受。在不断回望中，他们逐渐读懂“何以为我”，也逐渐确认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安放自己。

　　让每一章成为回忆的支点

　　今年4月，周鹿雅开始为自己撰写回忆录，按时间线排列分为5卷，包括“童年”“中学”“大学”“大人的世界”“废话”。

　　在最新一卷“发展史”中，周鹿雅记录了养宠、饮食习惯、从小到大爱听的歌这类具有“连续性”的经历。“零零碎碎、不属于单一阶段的内容，都归入这一卷，我管它叫‘成长发展史’，它记录的不是某个时期的切片，而是贯穿于我成长过程中，连绵、重复且缓慢的变化。”

　　除了以时间为线索，魏微的回忆录也依据生活空间的变迁。她选择了记忆中最深刻的节点或地点作为一章主题，再由此发散。“第一章叫作‘我的房间’，我从记忆里的第一个家开始回顾，直到现在居住的公寓，总共记录了6个‘空间’。”

　　以“第一个房间”为支点，魏微回忆起与之关联的故事，意识到童年对自己的影响之深，“从出生到10岁，我一直住在那里。本以为我对那个房子的记忆已模糊，事实上我记得非常多与之关联的重要事件和房间细节。在撰写自传时，我竟会不经意地剖析这些事件和细节如何影响自己。”

　　记录，有时遵循时间与空间的尺度，追踪过去的足迹；有时却毫无章法，体现内在秩序的整合。在陈灿的回忆录中，有一章叫做“头发成长史”，讲述她小时候发量稀少，小学时突然变成爆炸头、常年不拉直，由此发生的许多趣事，并集纳其从小到大所有与头发相关的经历和感悟。

　　这种联想式叙事贯穿陈灿的写作过程——想到相关故事或感悟就随时填充，没有固定写作计划。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后，这份记录积累了四五万字。

　　在她的回忆录中，章节标题多为自己的“奇思妙想”，如“噩梦与新生”“大铁门的回忆”。她以主题划分篇章，将同类感受与经历归拢在一起。“哪怕几段经历相隔多年，只要内核相通便合并书写。”她表示，“比起客观的时间顺序，我更倾向于遵从自己内在的成长秩序。”

　　在宋星看来，回忆录的书写并非简单复刻过去，记忆中具体的人、事、物，也会在回溯中凝结为符号，整合、集纳记忆，成为一段回忆的支点。比如米克热木(小伶)，她象征着宋星在这里认识的许多孩子，关于她的记忆实则是一个“集合”。

　　“记录的意义就在于此：让那些本已模糊的具体瞬间，成为日后回忆的支点，也让一段经历在文字中更长久、坚实。”宋星表示。

　　记录过往，也是一次自我追寻

　　20岁的杨光武，是四川大学历史学专业大二学生。以前他很少静下心梳理生活。高一时，数学老师要求大家整理错题、定期复盘，他由此受到启发，把复盘延伸到生活和内心感受上，这一坚持就是3年。

　　长期坚持复盘，给杨光武带来了很多改变。一年年翻看过往，他慢慢释怀离别、乡愁等难以改变的遗憾，心境也变得平和柔软，“记录过往就像保存只属于自己的人生素材，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里稳住自己，时常回头看看，才能看清自己一路走来的变化。”

　　在时间的刻度里，同时埋藏着许多交错的轨迹。他们在整合回忆时，其实是从每一个刻度里重新挖掘出与成长有关的部分，并写下“何以为我”的注解。

　　“这个房间不大，在进大门后的左手边，所以能听清妈妈开锁的声音。房间和爸爸妈妈的房间间隔着整整一个长长的客厅、洗手间、厨房，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一段很远很远的距离。现在想想，也许这是造就我性格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一方面，足够的距离让我，尤其是少年的我有足够的空间和安全感发育大脑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；另一方面，稍远的距离对幼年时期的我并不友好，也许有很多时刻的延迟满足和忽视，这是造成我回避型依赖的重要原因。”

　　这是魏微回忆录里的一段话。落笔时，她会不自觉给一段经历“下定义”、做分析，写完后又会去搜自己的定论是否合理，甚至求助AI解答，通过一条条“线索”验证自己的性格拼图。

　　“人很难仅凭当下看清自身，我想要分清自己为何敏感、为何怯懦、为何执着、为何坚韧。和自己对话的过程，也是在读懂过去的自己，记住最真实的、不被删减的自我。”她表示。

　　读懂过去的自己，或许也是理解现在、走向未来的一种方式。宋星常想起史铁生的话——我们之所以成为此刻的自己，是因为生命中途经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，都参与了这场塑造。

　　他谈到了在新疆印象深刻的一幕：一位与他一同参与“西部计划”的大学校友，后来去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。那天，宋星在伊宁火车站送他，望着他渐远的背影，忽然想起新疆遍地挺立的白杨树，“那一刻，从我眼前走过的仿佛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棵白杨，扎根在大地上，沉默而坚定”。

　　那种触动让他至今难以忘怀，以前来新疆的时候，他只是想着“祖国这么大，想到处去看看”，现在更生出一种“命运如斯”的笃定感。那些看似偶然的相遇和选择，汇聚成了塑造自我的力量。

　　“我曾记录下许多艰难时刻，多年后回看会惊讶于当初细小的情绪竟能牵动那么大的波澜。”宋星说，“往后，当更沉重的困难摆在眼前，我反而会想：已经翻越了那么多山丘，眼前的这一座也终将过去。于是，我不必向外索求力量，单从过往中便能拾取足够勇气。”

　　在信息时代洪流中，为自己“留痕”

　　周鹿雅喜欢从头到尾阅读“一个人的一生”。小学时，她爱看故事书，初中看人物传记，高中、大学则沉迷小说。读故事时，她会在脑海里想象每一个角色的生活，好像他们真的活在世界上某个角落。

　　刚开始，她会因别人的故事感到幸福，可每到结局，她总觉得主角们的人生过得太快，一生就被压缩在短短几十万字，甚至更少的字数里。“我开始思考，我的人生结束之后，也会被浓缩在三言两语之中吗？”周鹿雅说。

　　她不甘心就这样如“水过无痕”般老去。“我觉得被别人忘记是很正常的，但我希望自己能记住自己。”周鹿雅说。在写回忆录时，她将文字视为自己在二维世界的映射。“我是一个三维生命，写出来的文字是二维世界的投影。它是属于我的一部分，与现实中的我交织在一起。”

　　高中时期，杨光武习惯于手写日记，“后面发现手写太慢，效率也不高”。于是他转向手机备忘录。“电子记录可以插入一些重要的照片，还可以手绘小涂鸦，趣味性拉满。而备忘录上传云空间后，便成为独立的‘数据库’，不会因设备丢了而丢失。”

　　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，人们的经历仿佛也被“数据化”。杨光武表示，越来越多数字化产品，让人生更加虚拟化、不可视化，芸芸一生悄然逝去，“好像不为自己记载些什么都对不住自己”。

　　但技术更新并非完全意味着对人的消解，而是在记录中与之完成一次“共谋”。“记录美好生活的心态其实从短视频爆火就已开始。Vlog(视频日志)、年度总结乃至回忆录，都是大家主动回顾、总结自我的方式，形式不同，但都是为了在信息时代洪流中，为自己留痕。”杨光武说。

　　他认为，身处海量信息包围的时代，主动留下生活痕迹，是守住独属于自己的特质，不被技术解构自我的一种方式。“AI时代的到来，让越来越多人看到人类的独特性和创造力。当我提笔写下自己的生活，那些琐碎日常便拥有了电影和小说的质感。别人眼中微不足道、不值一提的小事，依然是我走过的路，也是我个人的‘一手史料’。”

　　宋星提到：当一个人离开世界前，在墓碑上放一个二维码，可以让他人扫码了解自己的生平。他认为，个体是复杂的，如果没有记录，只能存在于他人模糊的记忆里；但如果留下文字，后来人或许可以从叙述中认识真正的自己。

　　“人的死亡有两次，一次是生理性死亡，还有一次是从他人记忆中消失。如果能够通过记录留下些什么，何尝不是生命的另一种不朽。”宋星说。

　　(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宋星、周鹿雅、魏微、陈灿为化名)

　　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欣雨 实习生 何俊莹 记者 郭韶明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